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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美书简》是朱光潜先生一生中所做的第二次美学理论综合,这次综合无论在广度还是在深度上都超过了第一次。朱光潜所做的第一次美学理论综合体现在《文艺心理学》中,是以克罗齐的直觉论为中心,将心理学派美学、联想主义美学和道德主义美学沟通起来形成三个互相联系的层次,未超出审美心理学的范围。朱光潜所做的第二次美学理论综合则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为中心,从人的本质开始,逐渐涉及到美的共同性与特殊性,审美活动中的心理与生理,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喜剧与悲剧,偶然性与必然性等问题,不仅包括审美心理学,而且涉及审美社会学和审美人类学。这次综合标志着朱光潜美学思想的根本性转变:即由信奉尼采、克罗齐转变为信奉马克思主义。美与丑之外,对立而可混合或互转的还有崇高和秀美以及悲剧性与喜剧性两对审美范畴。既然叫做审美范畴,也就要隶属于美与丑这两个总的范畴之下。崇高(亦可叫做“雄伟”)与秀美的对立类似中国文论中的“阳刚”与“阴柔”。我在旧著《文艺心理学》第十五章里曾就此详细讨论过。例如狂风暴雨、峭岩悬瀑、老鹰古松之类自然景物以及莎士比亚的《李尔王》、米琪尔安杰罗的雕刻和绘画、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屈原的《离骚》、庄子的《逍遥游》和司马迁的《项羽本纪》、阮籍的《咏怀》、李白的《古风》一类文艺作品,都令人起崇高或雄伟之感。春风微雨、娇莺嫩柳、小溪曲涧荷塘之类自然景物和赵孟頫的字画、《花间集》、《红楼梦》里的林黛玉、《春江花月夜》乐曲之类文艺作品都令人起秀美之感。崇高的对象以巨大的体积或雄伟的精神气魄突然向我们压来,我们首先感到的是势不可挡,因而惊惧,紧接着这种自卑感就激起自尊感,要把自己提到雄伟对象的高度而鼓舞振奋,感到愉挟。所以崇高感有一个内不愉快而转化到高度愉快的过程。一个人多受崇高事物的鼓舞可以消除鄙俗气,在人格上有所提高。至于秀美感则是对娇弱对象的同情和宠爱,自始至终是愉快的。刚柔相济,是人生应有的节奏。崇高固可贵,秀美也不可少。这两个审美范畴说明美感的复杂性,可以随人而异,也可以随对象而异。恩格斯在给敏·考茨基的信里还说过:“我认为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54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这就是说,倾向不应作为作者的主观见解,而应作为所写出的客观现实的趋势,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这样理解“倾向”或思想性,和上文所引的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的例子也是符合的。云顶国际平台总是入不了金恩格斯在给哈克奈斯的信中,进而明确地提出了在典型环境中塑造典型人物的要求。他说:“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在这里,典型问题与现实主义紧密地联系了起来,从而使这两个概念获得了新的更为明确的含义,这就是要符合历史发展的真实情况。马克思和恩格斯不约而同地指责拉萨尔的《佛·封·济金根》没有抓住农民战争这个主要矛盾,把一个已没落而仍力图维护特权的封建骑士写成一个要求宗教自由和民族统一的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指出他的最大过错正在于不够莎士比亚化,而是采取了席勒方式,把一些个别人物转化为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都把典型环境看作决定人物性格的因素,而典型环境的内容首先是阶级力量的对比。

云顶国际平台总是入不了金过去,朱光潜是信奉表现主义的,因此基本上不谈艺术反映现实与典型问题,到了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认识到典型问题是与美及艺术本质紧密相关的,是美学中头等重要的问题之一,所以他在《谈美书简》第11封信中讨论了这个问题。他认为,艺术典型问题在美学史上可以追溯到一千多年以前。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即已提出了很精辟的典型说。他强调艺术典型须显出事物本质和规律,不是于事已然,而是于理当然;于事已然都是个别的,于理当然就具有普遍性,所以说诗比历史是更哲学、更严肃的,也就是具有更高的真实性。不过诗所写的还是个别人物,即“安上姓名的人物”。在个别人物事迹中见出必然性与普遍性,这就是一般与特殊的统一,正是艺术典型的最精确的定义。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还曾提出过一种“类型”说。他按年龄和境遇把人分为幼年人、成年人、老年人以及出身高贵的人、有钱的人、有权的人几种类型,并且对每一类人作了概括性描绘。他的用意在于要艺术家熟悉观众的性格与心理,对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第三,我写这十几封信只是以谈心的方式来谈常盘踞在我心里的一些问题,不是写美学课本,所以一般美学课本里必谈的还有很多问题我都没有详谈,例如内容和形式,创作、欣赏与批评,批判和继承,民族性和人民性,艺术家的修养之类问题。对这类问题我没有什么值得说的新见解,我就不必说了。不过我心里也还有几个大家不常说或则认为不必说而我却认为还值得说的问题,因为还没有考虑成熟,也不能在此多谈。黑格尔受歌德的影响就很深,在他的《美学》里多次提到歌德的这类思想。但是他的“理念的感性显现”那个著名的美的定义(亦即艺术典型的定义)显然还是从概念出发,带有客观唯心主义的烙印。不过他比歌德毕竟前进了一步,他认识到歌德还没有认识到或没有充分强调过的典型人物性格与典型环境的统一而典型环境起着决定典型人物性格的作用。“环境”在黑格尔的词汇中叫做“情境”(Situation),是由当时“世界情况”(Welt Zustand)决定的。世界情况包括他有时称之为“神”的“普遍力量”,即某特定时代的伦理、宗教、法律等方面的人生理想,例如恋爱、名誉、光荣、英雄气质、友谊、亲子爱之类所凝成的“情致”。这些情致各有片面性,在特定情境中会导致冲突斗争 (例如忠孝不能两全的情境)。在这种情境中当事人须在行动上决定何去何从,这时才可以显出他的性格,才“揭露出他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人格的伟大和刚强的程度只有借矛盾对立的伟大和刚强的程度才能衡量出来”。他这样运用辩证发展的观点来说明人物性格的形成,是颇富于启发性的。他的著名的悲剧学说就是根据这种辩证观点提出来的。

我们在前信已说明过在审美活动中主体和对象两方面的具体情况都极为复杂。我们当前的任务是先仔细凋查和分析这些具体情况,还是急急忙忙先对美和美感的本质及其相互关系作出抽象的结论来下些定义呢?我不敢越姐代危,就请诸位自己作出抉择吧!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结论,这正是马克思在《经济学—哲学手稿》里所作出的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的统一那个结论。从此可以见出认为《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基本观点已过时以及“美纯粹是客观购”之类说法是多么“荒谬和反自然”了。法国人向来把现实主义叫做“自然主义”。不过法国以外的文学史家们一般却把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严格分开,而且“自然主义”多少已成为一个贬词,成为现实主义的尾巴或庸俗化。它的法国的开山祖和主要代表的左拉,他把实证科学过分机械地搬到小说创作里去。他很崇拜贝尔纳的《实验医学研究》,于是就企图运用这位医师的方法来建立所谓“实验小说”。他说:云顶国际平台总是入不了金四、审美者和审美对象各有两种类型。审美的主体(人)和审美的对象(自然和文艺作品)都有两种不同的类型,而这两种类型又各有程度上的差别和交叉,这就导致美与美感问题的复杂化。先就人来说,心理学早就把人分成“知觉型”和“运动型”。例如看一个圆形,知觉型的人一看到圆形就直接凭知觉认识到它是圆的,运动型的人还要用眼睛沿着圆周线作一种圆形的运动,从这种眼球筋肉运动中才体会到它是圆的。近来美学家又把人分成“旁观型”和“分享型”,大略相当于知觉型和运动型。纯粹旁观型的人不易起移情作用,更不易起内摹仿活动,分明意识到我是我,物是物,却仍能欣赏物的形象美。纯粹分享型的人在聚精会神中就达到物我两忘和物我同一,必然引起移情作用和内摹仿。这种分别就是尼采在《悲剧的诞生》里所指出的日神精神(旁观)与酒神精神(分享)的分别。狄德罗在他的《谈演员》的名著里也强调过这个分别。他认为演员也有两种类型,一种演员演什么角色,就化成那个角色,把自己全忘了,让那个角色的思想情感支配自己的动作姿势和语调。另一种演员尽管把角色演得唯妙唯肖,却时时刻刻冷静地旁观自己的表演是否符合他早已想好的那洲理想的范本”。狄德罗本人则推尊旁观型演员而贬低分享型演员,不过也有人持相反的看法。上面所介绍过的立普斯显然属于知觉型和旁观型,感觉不到筋肉活动和内摹仿,谷鲁斯却属于运动型或分享型。因此,两人对于美感的看法就不能相同。

值得注意的是福楼拜和一般法国人当时都把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看作一回事。以左拉为首的法国自然主义派也自认为是现实主义派。朗生在《法国文学史》里也把福楼拜归到“自然主义”卷里。我还想不起十九世纪有哪一位大作家把“浪漫主义”或“现实主义”的标签贴在自己的身上。大家都同意称为“现实主义”的一切东西都和我毫不相干,尽管他们要把我看作一个现实主义的主教。……自然主义者所追求的一切都是我所鄙弃的。……我所到处寻求的只是美。我们干的是科学工作,是一项必须实事求是、玩弄不得一点虚假的艰苦工作,既要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恒心,也要有排除一切阻碍和干扰的勇气。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末尾曾教导我们说:“在科学的入口处,正象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到这里人们就应该排除一切疑虑;这个领域里不容许有丝毫畏惧!’”(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5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这是但丁《神曲·地狱篇》题在地狱门楣上的两句诗,译文略有改动。)归根到底,这要涉及人生态度,是敷敷衍衍、蝇营狗苟地混过一生呢?还是下定决心,做一点有益于人类文化的工作呢?立志要研究任何一门科学的人首先都要端正人生态度,认清方向,要“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一切不老实的人做任何需要实事求是的科学工作都不会走上正路的。我很喜爱漫画师丰子恺老友的两句诗:“尝客小中能见大,还须弦外有余音。”现在就留下偶然机缘这个问题请满位研究,就算是我的弦外余音,留有系不尽气意吧。再见,祝诸位奋勇前进!

正路并不一定就是一条平平坦坦的直路,难免有些曲折和崎岖险阻,要绕一些弯,甚至难免误入歧途。哪个重要的科学实验一次就能成功呢?“失败者成功之母”。失败的教训一般比成功的经验更有益。现在是和诸位谈心,我不妨约略谈一下自己在美学这条路上怎样走过来的。我在一九三六年由开明书店出版的《文艺心理学》里曾写过这样一段“自白”:马克思、恩格斯的典型观是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的。这可以从马克思、恩格斯给拉萨尔的信,恩格斯给敏·考茨基、玛·哈克奈斯和保·恩斯特的信中见出。恩格斯在给敏·考茨基的信中批评了她的小说《旧人和新人》主要人物过于理想化,“个性消融到原则里去”,同时异常扼要地阐述了典型的共性与个性统一的原则:“……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个人。正如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而且应当是如此。”最重要的还是缺乏马克思主义学识。就拿形象思维这个问题来说吧,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里早就说过:二、移情作用:观念联想。十九世纪以来,西方美学界最大的流派足以费肖尔父子为首的新黑格尔派,他们最大的成就在对于移情作用的研究和讨论。所谓“移情作用”(Einfuhlung)指人在聚精会神中观照一个对象自然或艺术作曲)时,由物我两忘达到物我同一,把人的生命和情趣“外射”或移注到对象里去,使本无生命和情趣的外物仿佛具有人的生命活动,使本来只有物理的东西也显得有人情。最明显的事例是观照自然最物以及由此产生的文艺作品。

中国先秦诸子有一句老话:“人尽其能,地尽其利。”“人尽其能”就是彻底的人道主义,“地尽其利”就是彻底的自然主义。不过这句中国老话没有揭示人与自然的统一和互相因依,只表达了对太平盛世的一种朴素的愿望。马克思却不仅揭示了人与自然的统一,而且替共产主义奠定了一个稳实的哲学基础,实际上也替美学和艺术奠定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就是在讨论人与自然的统一时,马克思提出了“美的规律”,我们不妨细心研究一下马克思的原话:前此我们已屡次谈到,研究美学不能不懂点艺术,否则就会就成“空头美学家”,摸不着美学的门。艺术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它有哪些门类?各门艺术之间有什么关系和差别?这些都是常识问题,但是懂透也颇不易。云顶国际平台总是入不了金我自己经常就这个问题进行反省,还是不敢打保票,保证自己已免疫了。柏拉图、康德、黑格尔和克罗齐这些唯心主义的美学大师统治了我前大半生的思想,先入为主,我怎么能打这种保票呢?不过有一点我现在是确信不移的,这就是:研究美学如果不弄通马克思主义,那就会走入死胡同。有人会问:你的那些祖师爷,柏拉图、康德、黑格尔等等都没有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不是在美学上都有很高的造诣吗?我回答说:他们行,我们现在可不行!理由很简单。历史在进展,我们和他们处在不同时代和不同类型的社会。我们的现实生活不是我们的现实生活,我们所要解决的问题和所凭借的物质基础、思想资料和他们的已大不相同,马克思主义在今天已掌握了广大群众,工人阶级已成了主宰世界的力量。我们已进入了大工业时代,我们的文艺的服务对象是广大的劳动人民而不是少数有闲阶级和精神贵族;我们的文艺媒介已经发展到电影和电视而不仅仅是书本、小剧场或小型展览。现在全世界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已比过去远为广泛而迅速,没有哪一个民族可以“闭关自守”。凡此种种都说明历史在前进。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和传播,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起和发展都标志着人类历史上的一个空前重大的转折点,难道今天进行任何部门的科学研究,能抛开马克思主义吗?就我个人说,尽管我很晚才接触到马克思主义,近二十年来一直还在摸索,但已感觉到这方面的学习已给我带来了新生,使我认识到对我的那些唯心主义祖师爷也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进行分析批判,去伪存真,批判继承,为我所用,而决不能亦步亦趋地走他们的老路,走老路就是古人所说的“刻舟求刻”,总不免劳而无功。在踏上四个现代化的新的征途上,全国人民意气风发,形势一片大好,眼看经济高涨会带来科学文化的高涨。我对马克思主义美学在我国的宏大远景抱有坚定不移的信心,下定决定要趁余年尽一点棉薄的力量。我不一定亲身就能看得到这种宏大远景的到来,但是深信广大的新生力量一定会同心协力地沿着马克思主义的光明大道,把美学这把火炬传递下去,胜利终究是属于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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